专论| 试论当代德国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基地”教授

摘要：1945年2月13—15日，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进行了四轮空袭，造成2.5万人死亡，史称“德累斯顿大轰炸”。随后，有关此事的争论不断。除了死亡人数外，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看，“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在认识主体资格上，亲历者、德国历届政府与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写者展开了竞争；第二，在确定当代认识价值上，报复说、战斗说、平衡说与教训说形成了对峙；第三，在认识方式的选择上，符号化、仪式化、博物馆化与纪念日化成为常见的类型。这些争议与当代德国社会的国家身份、地区差异、代际更迭及价值取向都存在着密切关联，进而对二战记忆的“真实性”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二战作为国际事件，应该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担当认识主体，进行公共阐释；从复仇心理向共存意识的转化，应该是建构二战记忆“真实性”的根基所在；复合、理性、辩证的历史逻辑才是二战记忆的“真实性”保障。

关键词：德累斯顿大轰炸  二战记忆  历史认识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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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结束已有70余年，但有关二战的争论仍不时发生。其中，大多数争论既围绕战争本身展开，又最终指向谁是记忆的主体、当代人继续记忆的原因以及记忆这场战争的方式等问题。

      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二战记忆的争论，事实上牵涉到更为本质的“真实性”问题，即当我们今天面对如此之多的“二战记忆叙事”时，何以坚持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偏离的“二战历史主叙事”？进一步而言，在历史学越来越面临各种记忆的挑战时，我们为何以及如何继续坚持它作为“求真”学科的定位？

        本文拟从“德累斯顿大轰炸”引发的争论入手，探讨其中涉及的二战记忆真实性问题。“德累斯顿大轰炸”（Luftangriffe auf Dresden，德语字面意思是“空袭德累斯顿”）指的是1945年2月13—15日英美空军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进行的四轮空袭。它造成老城的大部分地区、工业及军事基础设施完全被毁，大约2.5万人在空袭中死亡。

       在过去的70多年间，有关死亡人数的问题，曾长期吸引着大众眼球：最高达到40万，最低也有13.5万。直到2010年3月17日，由德累斯顿市政府设立的历史学家委员会在其结论报告中确定，因空袭而死的人数最多为2.5万人。自此盖棺定论后，尽管仍有个别人试图挑起这一方面的新话题，但总体来看，它已不构成争论焦点，因而也非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对象。

       本文拟从历史认识的角度出发，从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谁有权充当这段历史的记忆主体？当代人继续记忆这段历史的原因何在？我们又该如何记忆这段历史？本文首先对三方面加以梳理，最后回应文首问题，探讨“二战历史主叙事”的真实性问题。

一、 谁有权充当这段历史的记忆主体？

       毋庸置疑，人是历史的记忆主体。只有人，方能借助媒介（书面文字、口述、图画、音乐等）来讲述一段（与之相关或无关的）历史，从而使之成为一份记忆。不过，每一段历史都存在着无数个记忆者，他们或者以亲历者身份，或者以研究者身份，或者以控制者（利用者）身份来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表述，呈现自己的历史认识。由此，谁才有可能、有能力、有意愿讲述“真的”历史这一问题，成为有关记忆“真实性”的第一重拷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这段”历史的“记忆主体”，并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认知活动中的一般“人”，而应是被擢升为凌驾于其他记忆者之上的叙事者。如此，争夺记忆主体角色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中，存在着下列三类争夺记忆主体角色的叙事者。第一类叙事者是亲历者。他们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这场大轰炸中失去亲人和财产并亲历轰炸的幸存者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愿意积极表述自己的记忆。他们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早已通过诗歌、戏剧甚至绘画等方式表达过自己的直观感受，如画家威廉·拉赫尼特（Wilhelm Lachnit）创作了著名的油画《德累斯顿之死》（Der Tod von Dresden），犹太作家维克多·克莱姆佩尔（Victor Klemperer）在其日记中详细描述过他在大轰炸中的遭遇。普通人则接受了访谈，如一位妇女S在1988年回忆说：“第二次轰炸来了，我们再次进入地下室。我手里抱着儿子，把一块湿布遮在他的脸上，因为有烟……我不知道孩子和我的母亲是何时去世的。我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我恢复清醒时，他们的尸体就直接盖在我身上。”在这些叙事中，一种“受害者”形象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认同这种记忆表述的人还包括了那些当时正好在德累斯顿的外国人，如美军士兵库尔特·方讷·古特。他曾作为战俘经历过大轰炸，事后以此为核心创作了著名小说《第五号屠宰场》，描绘了如其自己所言的可怕经历。

       第二部分是参与大轰炸的英美军人。他们也陆续参与这段历史的记忆表述。与德国人不同，他们的叙事存在着两极化现象：要么从肯定轰炸战略的角度出发，描述空战进程的紧张性；要么从质疑轰炸战略的角度入手，表达自己对空战结果的不满。事实上，这种围绕空袭战略意义的冲突，早在大轰炸结束后不久便已出现。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一份电报中提出，“地区轰炸的战略应该得到重新审视”，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控制一片被完全摧毁的领土”，从而造成对自己的更大损害。与此相对，英国空军轰炸机部队总指挥官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则在给空军部的回信中表示：“德累斯顿是大量军工生产集中地，它是完好无损的执政中心，它是通往东部的关键运输点。现在，它什么都不是了。”另一位空军将领约翰·格里尔森（John Grierson）在巴黎的新闻简报上为这次行动提供了三点理由：切断通讯和物质中转、配合苏军西进、摧毁德国人的信心。当然，作为个体的飞行员，也经受着饱受心灵煎熬的痛苦。上文提到的S女士后来在英国便与一位参与第二次空袭的英国飞行员见面。后者表示，那次轰炸“对他而言同样是可怕的”。在这种二元化的表述中，英美空军的形象是在“加害者”与“解放者”之间游移的。

       第二类叙事者是统治德国的历届政府。它们有意识地接过了记忆这段大轰炸历史的责任。当年2月16日起，由戈培尔控制的纳粹德国宣传部便启动了一连串批判英美空军的行动，如指责盟军制造了“有计划的大屠杀”，摧毁了文化古城，是用“野蛮”来对抗文明的犯罪举动。苏军占领德累斯顿后，禁止德国人讨论大轰炸的责任问题，而是将之转化为诉求和平的旨趣。

     《新德意志报》用德累斯顿的例子来告诫德国人“放弃战争、追求和平”；《新时代报》对大轰炸一周年纪念行动进行了报道，强调在对受难者加以同情之外，人们更应该憎恶战争的罪魁祸首，并思考和平的重要性。在民主德国成立前后，这段历史的官方叙事重心又发生了转移。它指责英美空军造成大量伤亡，并有意把德累斯顿同广岛、长崎相比，把美国描述为“扼杀进步运动”的大本营，进而把大轰炸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准备”扭结在一起。这种叙事模式贯穿了整个东德时期。两德统一后，从城市到州直至联邦的三级政府，基本上重新转向苏占时期的叙事特征，强调纳粹政权才是悲剧的始作俑者，并进一步突出了和解主题，如2005年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邀请了美、英、法三国大使参加，在大轰炸中被毁的圣母大教堂作为和解标志，重新开放。

       第三类叙事者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写者。他们借助不同平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认识。无论是职业历史学家，还是历史爱好者，或利用历史来表达政治观念的党派人士，其叙事模式基本上可被分为两种：一是理性叙事，二是悲情表达。前者试图表述清晰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大轰炸的起因以及引发大轰炸争议的心理背景。在这一方面，英美历史学家与德国一些左翼历史学家做过大量工作。与之相反，“悲情表达”的叙述模式通常有意凸显单维图像来加以宣泄与控诉，亲历者的体验与文学想象往往杂合在一起，构成了大部分文学作品与图像艺术的主题。而这样一种叙事模式最终被极右翼政治家利用，如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NPD）的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欧拉夫·罗斯便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打上“轰炸大屠杀”（Bombenholocaust）的标签。

      简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记忆活动中，存在着各类叙事者。在不同类型的叙事者内部，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彼此并立、甚或相对的观念。形形色色的叙事者都拥有记忆这段历史的权利和动力，既不会轻易地说服或征服他者，也不愿随意听从另一种叙事的逻辑，更不可能放弃自己作为所谓“真实性维护者”的身份。这是“德累斯顿大轰炸”至今仍是德国乃至欧洲公共历史文化重要争议焦点的原因之一。

二、当代继续记忆这段历史的原因何在？

       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过去的一些事情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记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理性抉择（同时并不排斥偶然之举），即人们认为，这段历史与其被遗忘，倒不如得到记忆，以利于未来。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有关历史记忆的认识，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谓“鞍型期”的产物。它把“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西塞罗名言）这样的封闭循环式经验论，转向了一种对于过去的无限开放式解释。由此，如何认识“过去的未来”，构成了人们对于当代记忆“真实性”的第二重拷问。换言之，这种“真实性”更大程度上是同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功能界定相关。历史叙事的逻辑论证（特别是因果链与结果分析），不过是“以陈述序列明确表述的清晰表面层”（事实层A），至多是“间接包含在表述清晰的层次内的表面层”（事实层B），而最终所谓“叙事的真实性”，是由“通常以暗含的方式包含在事实层A和事实层B中的更深层次”（理论层）的真实性决定的。实践中的问题在于，越是存在争议的话题，那种“限制叙事结构的东西”即对于记忆的未来功能之认识便越繁杂。

      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四类彼此竞争的功能认识。

      首先出现的是“报复说”。纳粹周刊《帝国》的主编鲁道夫·施帕林在1945年3月4日发表了题为“德累斯顿之死：抵抗的雷达影像”的文章。他用戏剧化的文字，把这场大轰炸比喻为“冷酷计算下屠杀计划和灭绝方案的四个篇章”。随后，他语调一转，提醒幸存者们，唯有抵抗那些“准备屠杀的盟军”，才是唯一出路。这种期待当然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但它已足以影响此后新老纳粹分子们对于这段记忆的基本导向定位。在21世纪初的新纳粹分子游行中，“向轰炸恐惧的牺牲者致敬”（Ehre den Opfern des Bombenterror）成为常见的口号，道歉、赔偿等成为他们的进一步要求。

      在“报复说”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德国提出了“战斗说”。正如前文所言，在两极格局下，“德累斯顿大轰炸”在民主德国的官方记忆中被改造为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前期准备。因此，对于大轰炸受难者的纪念，便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如《柏林日报》在1960年大轰炸15周年纪念日时强调：“对我们而言，德累斯顿的命运是一种永恒的警示，我们将为阻止（悲剧的重复）而战斗。”b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由戈培尔发明的攻击性词汇“英美空匪”（anglo-amerikanische Luftangster）也出现在民主德国的媒体上，以此来控诉“北约帝国主义”。

       第三类是“平衡说”，即把“德累斯顿大轰炸”与“犹太大屠杀”相提并论，从而让德国人的罪责“相对化”。无论是充满感性色彩的亲历者叙述，还是利用这些亲历者叙述来做悲情控诉的一些历史书写者，旨在把德国人从“集体罪责”中解放出来，以此凸显德国人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例如著名“犹太大屠杀否定者”大卫·埃尔文的成名之作便是讨论这次大轰炸的《德累斯顿的崩溃》。他利用所谓的“新资料”，不仅捏造了受害者人数，而且还反复强调受害者的平民身份—其中不少人是来自东部的难民。在这种逻辑中，有关空袭的道德责任被反复提及，如军事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便把盟军的空袭战略视作“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大规模屠杀之举”。

       最后常见的是“教训说”。大部分叙事者既不准备“报复”英美，也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新“战斗”，更没有想过以此来否认自己在“犹太大屠杀”中的责任。他们的目标是把“德累斯顿大轰炸”提升到更高层面，成为足以同“犹太大屠杀”或“原子弹爆炸”相提并论的世界性记忆。一位英国战地记者便在其报告的副标题中使用了“德国广岛”（Das deutsche Hiroshima）这种字眼。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每日镜报》在纪念“德累斯顿大轰炸”70周年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主编马尔特·雷明在这篇社论式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把大轰炸称作“战争罪行”。但他坦言，这种做法会在意识形态上遭到误解，特别是在大轰炸曾被新纳粹分子多次滥用的情况下。他承认纳粹德国也曾对英国进行过违背道德的空袭（如考文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德累斯顿的遭遇同样视作具有类似问题的军事行动，因为“有目的地屠杀毫无罪责的人就是谋杀，即便在战争中”。不过，即便如此，他在文末意味深长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德累斯顿曾遭受不公。但它缩减了德意志人感谢盟军解放的想法吗？不。”这样一种叙事逻辑显然是同和平主义的关怀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得到了当下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接纳。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对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四种当代解释既是同时代的，也存在着前后相继的特征。它们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当代历史的演变路径，尤其是现实变迁同历史解释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它们也拥有自成一体的记忆逻辑，分别对应着不同社会群体对未来的差异化期待。只要社会演进不停止，社会组成的多元结构继续存在，以上四种解释模型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在公共舆论空间，并伴随平台的多样化与自媒体化而变得愈加激烈。

三、 我们又该如何记忆这段历史？

       作为人们能够看到或听到的一段历史叙事，记忆总是通过某种方式得以流传。记忆历史的方式，一方面是由这段历史的特性所决定的，例如国家重大变故通常存在着详细的文字材料或正史表达，我们在博物馆中也能捕捉到此类宏大叙事；而有关文人雅士的风流故事，后人多半是从野史小说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线索。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持有不同未来期待的记忆者，又往往决定着具有相异功能界定的记忆形式，如同汉代墓室中的二十四孝刻图以形象化的方式传播当时的伦理思想，而近代早期的西欧宫廷文化（节日和礼仪）着力塑造一种“王权至上”的绝对主义观念。由此，所谓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同记忆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中，记忆形式同样构成舆论场。我们从中发现了四种常见的记忆形式。

      第一种记忆形式是“符号化”。这是指把连续性的历史叙事浓缩为一种定格画面，以概括性与抽象性的方式凸显其意义，进而使之拥有可复制与快速传播的特性。在人们所熟知的有关二战的符号化历史记忆中，奥斯维辛的累累白骨诉说着这场战争违背人性的可怕之处，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着“V”型手势的照片反映了反法西斯同盟抗争到底的决心。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历史曾留下许多让人无法忘却的画面，如低空飞行的轰炸机、燃烧后的残垣断壁、奔跑尖叫着的市民等。在过去70多年间，人们使用最多的记忆符号莫过于“圣母教堂”（Frauenkirche）。

       这座建于18世纪中叶的教堂是典型的巴洛克艺术作品，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作萨克森王国的历史遗产。在大轰炸中，它几乎完全被毁，只剩下马丁·路德雕像、两面残墙以及无数瓦砾。轰炸结束时，这里一度成为人们哀悼逝者的临时场所。1949年后，东德政府没有将之拆除重建，而是把它转为正式的官方遗址，并在这里举行过数场反对北约和战争的仪式。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地人曾提出过重建想法，但没有得到支持。两德统一后不久，重建方案曾启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由于经费等原因又不了了之。直到1995年，重建项目最终得到推动，并在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前夕完成。

       尽管德累斯顿人早就认同圣母教堂的记忆价值，但倘若没有重建，圣母教堂也不会成为德国二战记忆中的重要符号，因为在此过程中，教堂的原初模样和残缺场景都被制作成各种形状的商品，以募集重修基金。艺术和信仰当然是重建动力的两个源泉，但最终形成争议的焦点却集中在它的用途上。在圣母教堂被符号化后，左翼不断强调它作为祈祷和平场所的定位，而右翼则试图把它塑造为盟军罪行的控诉地—这也是为什么从2005年以来右翼（新纳粹分子）游行总是出现在教堂周边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近来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德累斯顿市政府也大多会选择此处，来表达官方对该符号的和平意义的肯定态度。如2016年10月3日（德国国庆日），总理默克尔便在此处发表演讲，强调这一天“如同往常一样，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是一个致以谢意的日子”。

       第二种记忆形式是“仪式化”。这是指把上述符号化的记忆串联起来，形成一幅流动的画面，以进行更为丰富的意义表达。在二战记忆的“仪式化”中，阅兵、公共悼念、游行都是常见形式。对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仪式化记忆，最早出现在1946年2月13日。当天晚上10点，两名中学生爬上十字架教堂（Kreuzkirch）的塔楼，敲响钟声，以此来纪念在大轰炸中死亡的市民。随后，这种敲钟仪式便成为每年2月13日的必备形式。从1995年起，钟声响起后，还会播放一首《德累斯顿安魂曲》。显然，这是一种公共悼念仪式。人们借此把这场大轰炸中的亡者与此前所有战争中的牺牲者都联系在一起，以宗教文化来纾解悲痛。

       游行是德累斯顿大轰炸仪式化的另一种常见形态。与教堂敲响钟声不同，游行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表达历史观念的机会。于是，情绪化、口号化、极端化的现象常常出现在游行中。左右两翼的游行都是如此。1998年，30多名年轻的新纳粹分子便在圣母教堂门口聚集，随后喊着“盟军进行大屠杀”的口号进行了游行。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极右翼每年都会组织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的周期性游行，特别是2005年二战纪念年中，德国民族民主党组织的6 000多人甚至围绕内城进行了数小时之久的游行。与之相对，反纳粹人士也利用游行作为反击手段，而且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如2009—2010年连续两年有1万多人参加了反对新纳粹的示威游行。值得注意的是，萨克森州长也参加了左翼游行。他强调了抵制不宽容行为的重要性：“我希望，对于那些试图滥用这座城市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极为明确的信号。”2010年，萨克森州政府曾颁令禁止内城举行2月13日纪念游行，但被宪法法院判定违宪。正因如此，近年来，左右翼同时游行的画面不断重现，并在公共意识中一再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对立观念之争。

      第三种仪式是“博物馆化”。它曾指历史记忆的死亡形式或固化进程，因为它让记忆不再鲜活。然而现在，当博物馆日益灵活地处置展品，用建构主义的方式来探求独特的历史叙事时，“博物馆化”便指向了一种更为多层的解释空间。例如在欧洲，为了推动“欧洲身份”的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二战史呈现重点便逐渐从胜负高下、善恶优劣等非此即彼式的价值评判，转向了值得共同记忆的对象：战争中的日常生活（这是2016年德国柏林历史博物馆特展的中心之一，当时涵盖了所有欧洲参战国）、因战争而丧生的平民、战争的可怕武器等。

       尽力把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所有记忆收集在一起，是所有“博物馆化”行动的宗旨。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专门在二战展厅中设置了“德累斯顿的轰炸”（Die Bombardierung von Dresden）栏目，使用了图片、视频、日记、实物遗存等展品，还展示了相关研究成果。德累斯顿市政府前几年也启动了一个文化记忆项目，既向市民收集大轰炸后任何形式的遗留物（如已成碳化的盘子、残垣断壁等），又通过现代影像技术复原老城，让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轰炸带来的震惊和痛苦。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项目是由几个艺术家联手完成的“德累斯顿纪念仓库艺术方案”（Dresdner Mahndepots Kunstplan）。他们把城市空间作为记忆场所，从建筑到道路，从焦点到区域，都通过历史回眸的方式让大轰炸时刻定格。

       辞典是特殊的“博物馆化”形式。在2005年再版的“布罗克豪斯大百科全书”上，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内容出现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条目下。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内容被安排在“19—20世纪初德累斯顿的艺术发展”后，在没有对1939年后德累斯顿的战争作用进行说明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段描述。尽管它接受了当时已被历史学家委员会所肯定的死亡人数，但又增添了一段同时代诗人格哈尔特·豪普曼（Gerhart Hauptmann）对此事的诗性控诉。这种安排无疑反映了辞典作者对此事的基本立场，即不愿叙述前因，而是把后果以看上去“客观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第四种仪式是“纪念日化”。它指的是通过官方承认的方式，把历史事件发生的日子提升为具有国家记忆色彩的纪念日。纪念日的形成，一般需要长时间纪念行动作为预备性的前提，而且必须在其意义赋予中给出某种共识。以欧洲二战纪念日5月8日为例，它虽然是德国正式向盟军投降的日子，但其作为纪念日，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共同纪念日的身份，却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德国官方历史认知不再把它视作“失败日”而是“解放日”时，直到法国政府认为5月8日远比戴高乐解放巴黎一事更为重要等等之后，对于二战欧洲战场胜利日的“纪念日化”才算完成。与此类似，1月27日作为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日，在最近20年的二战记忆中，便从一种军事行动纪念，转变为犹太民族被害纪念，进而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各国检讨罪行、祈祷和平的纪念日，并最终在2005年被联合国擢升为“缅怀纳粹大屠杀

遇难者国际纪念日”。

       把2月13日作为“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纪念日，从二战结束后第二年开始，便已成为当地人心照不宣的选择。前文提到的那些仪式化记忆行动，无论是符号化，还是仪式化，或是博物馆化，实际上都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构成了纪念日行动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一批青年人便发出了“举办纪念庆典”的呼吁书。倡议者详细罗列了他们对于纪念日的具体设想：“（1） 21点50分，我们所有人在圣母教堂门口碰头；（2）每一个人带着鲜花和一支蜡烛；（3）鲜花放到十字架前；（4）蜡烛放在自己面前（自带火柴）；（5） 22点，钟声响起；（6）然后等待两分钟，唱响‘我们应该克服’，整体保持绝对安静；（7）唱歌完成后，等待四分钟，轻轻地走到草地，让鲜花和蜡烛自然放在那里。”民主德国在1985年才首次举行了官方纪念大会，但其论调如前文所言，主要不是为了纪念逝者，而是将大轰炸与冷战起源联系起来。

       德国统一后，最积极鼓吹把2月13日提升为国家纪念日的阵营，毋庸置疑是那些极右翼的新纳粹分子。他们在多次游行中提出，用2月13日来代替5月8日，作为德国的二战纪念日。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把德累斯顿提升为如广岛那样的二战记忆对象，一位观察家这样写道：

 德累斯顿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德意志的痛苦崇拜中。它是德意志受害者论调的密码。它是德意志痛苦的象征，并由此成为战后德意志有关罪责与赎罪大型战争游戏的筹码。德累斯顿在火爆中消逝。它从未被解放，只是被毁灭了。

      与此相反，左翼政治家们都清醒认识到“纪念日化”的危险，即便他们参与2月13日的纪念仪式，也不支持右翼论调。现任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在2015年2月13日的德累斯顿大轰炸纪念会上如此强调：“我们知道，是谁启动了这场屠杀性的战争。正因如此，即便我们在这里，在今天，纪念德国受害者，我们也从未希望、也不会希望遗忘德国战争行动的受害者。”他坚决反对右翼试图通过把“德累斯顿大轰炸”纪念日化的方式来把“德国罪行相对化”，因为“一个曾经干下如民族大屠杀这种令人愤慨之事的国家，是不可能设想毫发无损地从战争中脱身而出，因为这是它作茧自缚的结果”。

     综合来看，上述四种记忆形式充满着感性化与理性化的双重色彩。它们各自凸显了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某些特征，都被用来作为向大众传播历史认知的主要方式。它们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互相支持，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相对而言，“博物馆化”和“纪念日化”更多取决于官方意志，“符号化”和“仪式化”则向所有阵营开放。如此，有关这场大轰炸在不同记忆形式中的传播，才有可能成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之战”。

四、 如何认识二战记忆的真实性？

      在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的认识中，人们存在争议的问题并非这段历史的本身—即便死亡人数一度夺人眼球，但终究可以通过专业学术研究加以甄别—而是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即争夺认识主体资格、确定当代认识价值与选择认识方式。

       倘若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德国社会有关二战记忆问题的各种争议，便会发现，“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精神史上的延续性特征。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历史学家之争”中，当右翼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感慨二战历史（特别是犹太大屠杀）成为一种“不愿过去的过去”，指责左翼自由主义者对“公共舆论占据统治地位”时，左翼政治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指责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旨在为纳粹主义历史辩护，并进而“试图主宰纳粹历史的叙述与评价”，而“宪法爱国主义”应该是德意志历史书写的基本法则。在1996年所谓“戈德哈根之争”中，德国专业史学界不仅以戈德哈根身为“犹太大屠杀之子”的身份，质疑他“客观叙事”的能力，而且还批评他使用了过度“白描”的方式，达到了所谓大屠杀的“不可言说性”的边界。在1995—1999年间的“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中，专业历史书写与大众历史认知之间显示出巨大落差，图片这种可视化历史认识方式因其有限的因果联系性而受到人们的质疑。

      显然，这些争议都包含着历史事实之外的争议话题，特别是同对国家身份、地区差异、代际更迭以及价值取向这四个方面的认识相关联。

       统一后的德国既面对自己长期作为“加害者”与“失败者”的双重身份，又在新局势中突然发现自己也拥有可资利用的“受害者”身份，由此才会出现一部分德国人极为排斥二战后一度流行的“集体罪责”理论，颇为关注被占时期普通德国人的命运（特别是那些从“大德意志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回国者的悲惨经历），进而努力辩驳二战期间如“犹太大屠杀”一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真实性”问题。

       与此同时，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性发展，不仅从历史维度，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地区体验落差，从而让接受过不同历史解释的人无法对相同的过去采取同样冷静的态度。正因如此，在东部，新纳粹分子的活动猖獗，且获得不少人的支持，甚至进入州议会。他们公然滥用二战历史，大肆宣扬“受害者”意识，鼓吹“正常化”。在这种颠倒黑白的历史修正主义叙事中，“真实性”不过是一种政治论辩的幌子而已。

      从冷战到后冷战的世界格局变迁，对二战历史的常见叙事模式同样提出了挑战。反法西斯同盟的历史价值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受到质疑，德国前总理科尔所谓的“晚生恩赐”俨然成为了战败国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的“护身符”。在二战历史的理解上，代际更迭虽然并非都产生了负面效应，但它肯定是遗忘出现的基本动力之一。

      有关二战历史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了各种社会争议的伦理维度。国际主义的视野与正义论曾经在长时期内主导着二战叙事的基本路径。然而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进程中，反全球化的一些“抗争”促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复兴，抽离时空背景的和平主义思潮流行，以至于让有关二战历史的社会争议充满着复杂的情感特色。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再次把这种充满着历史之外气息的记忆之争，拉回历史学的场域中，进一步探讨有关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正如前文所言，有关历史认识的主体资格、当代旨趣和方式选择构成了德国社会记忆二战的争议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真实性”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首先，就历史认识的主体资格而言，虽然“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语）这句口号颇为流行，但它只不过涉及“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的一个层面而已。换言之，每个人的记忆虽然构成了他自己心目中的那段历史，然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历史”既非所有个别记忆的简单综合，也不是某种或某些记忆的脱颖而出，更大程度上它是人们经过考证与理性辨析后的一种“公共阐释”。当然，“公共阐释”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绝非一蹴而就；它也必须被不断地置于不同空间下接受质询，而不能囿于狭隘的认识视野。在这一意义上，当我们谈论二战记忆的“真实性”时，并非质疑特定叙事主体所拥有的言说权，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她所讲述的那段历史“不真实”，而是在确定的公共空间内争辩一种理性共识，同时有意避免“盲人摸象”式的问题。进一步而言，在二战记忆中，不仅个体无法担当历史认识的主体，而且连单个国家也并不完全具备公共阐释的能力。二战作为国际事件，应该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负责总结经验、展望未来。

       其次，就历史认识的当代旨趣而言，虽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言犹在耳，但它也没有完全覆盖“历史与记忆”之间的所有关联特征。针对同一段历史，每一代人都会在自己的时间维度内寻找并设定它的记忆模式，并有意识地遗忘或回避一些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一段历史的当代旨趣总是会发生变化，甚至出现循环或倒退。人类的理性水平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偶尔出现的反复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我们应该拥有足够的信心。在这一意义上，当我们谈论二战记忆的“真实性”时，并非剥夺任何一代人的价值选择权，也不是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前提视而不见，而是努力在人类理性发展的精神史进程中，找到二战叙事的终极关怀。换言之，从复仇心理走向共存意识，应该是建构二战记忆“真实性”的根基所在。

      最后，就历史认识的方式而言，虽然“记忆所系之处”的理论（诺拉）让人看到了历史无处不在的繁复场景，但它同样未能澄清“历史与记忆”在表现上的差异性。记忆是鲜活的、流动的，往往依赖简单的因果联系；历史是沉重的、固化的，常常表现出复合的逻辑层次。由此，在广义的记忆表达与狭义的历史书写之间，存在着一张纷繁复杂的光谱。历史认识的每一种方式都有它的长短优缺，都不得不面对某种形式的增损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谈论二战记忆的“真实性”时，并非否认任何一种表现手段的合法性，也不是坚持历史学家的专业著作才是唯一可靠的记忆呈现，而是强调理性逻辑思维是否以及如何体现在这种认识方式中。事实上，无论是文字，还是符号，抑或其他形式的二战记忆呈现，只有摆脱简单因果律的束缚，尝试运用复合的、理性的、辩证的历史逻辑，才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它（们）的“真实性”。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夏季号，作者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 “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基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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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